如何看待印度这波疫情发展

我是一个来自那不勒斯的意大利人。首先，我还是要强调一点：虽然中国已经控制住了疫情，唯一严防的只有境外输入，然而新冠病毒仍非常危险，一旦麻痹大意它就会偷袭，就像这次在印度爆发的疫情一样。先来上一张一名新冠感染女患者的自我记录：（译文大意：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一直在预防新冠病毒，但这周我感染了。没有嗅觉、没有味觉真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我只希望无人能感染，当然也希望所有人能保持健康。）在经历了新冠病毒一年多的折磨后，全世界迫求希望病毒能够平息，让遭受重创的经济尽快恢复，特别是意大利那些靠旅游业为生的小企业急切地盼望着恢复常态来尽快回血。但印度这一波凶猛的疫情令人揪心。作为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印度在全球化时代是一个物流、人员流动、贸易绕不开的国家。而且，我看新闻，新变异的病毒令年青人的死亡率相对之前上升，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印度爆涨的感染人数）在新冠爆发的这一年中，我在中国观察到的这一切令我深思。我觉得中国在公共管理问题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这会是我以后叙事的一个重点。现在的西方媒体的叙事重点却不在这里，结果很多发展中第三世界被忽悠掉坑里去了。我认为政府一个重要的能力是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就是政府的公共管理能力，包括但不限于应对突发性重大灾难、对于贫困人口扶贫问题、保证社会公平。管理一向是一门极有深度的学问，也是很多政治家、军事家、企业家毕生在研究、实践的学问。管理100个人的难度肯定比管理10个人的难度要高，因为人一多就一定会有小团体，小团体就有自己的利益诉求，能不能把这么多人拧成一股绳去实现一个目标非常考验组织能力。罗马帝国的荣光至今在西方被传颂是它的管理制度建设被传承到今天，在那个通讯科技原始的年代，它的管理手段能维持一个环地中海疆域的庞大帝国。（罗马帝国鼎盛时期的疆域）中华帝国也是一个政治管理制度非常早熟的国家，它早早地突破了部落政治的局限性。因为古代中国人始终面临着两大生存考验：自然灾害和草原民族的南下入侵。关于抵御自然灾害，中国人从古至今有着迫切的需求。我在成都看到了中国人在两千多年前修建的水利工程都江堰，对于在生产力落后的年代修建这么大型的工程，必须是要打破部落政治，把民众纳入到中央政府的管辖下才能进行动员。而关于抵御草原民族的入侵也是同理。我在中国山西省旅游时参观了雁门关要塞。我在实地参观时就马上看出了中国人要修建这个要塞的原因：因为四周都是群山，一旦让草原民族的骑兵过了隘口进入平原，农耕民族的步兵将凶多吉少，草原骑兵的机动性将发挥到极致。(雁门关要塞)生存的紧迫感使得中国人进化出了早熟的政治管理制度—责任型政府，即政府如果解决不好生存等基础性问题，会受到很严厉的道德责难，更严重的会发生改朝换代的事情。包括这次新冠疫情也一样，中国政府如果解决不好，一定是会受到民众的道德责难，这是由中国的政治文化决定的。而这些问题，对于印度人来说，根本不是一个事，No problem!在古印度的西北方向的兴都库什山脉中也有这么一个缺口：开伯尔山口。面对这个军事要地，印度人的选择是什么呢？什么都没做。连罗马军团式的哈德良长城都没搞一个，放任雅利安人、波斯人、突厥人等各路猛男像过清晨的马路一样冲过开伯尔山口来南亚次大陆撒欢。（罗马式哈德良长城）正常人想想都知道，一群骑着高头大马、带着马刀的猛男冲进别人家是来参加趴体的吗？可别跟我说这是白马王子啊。之前有中国领导人想不明白为什么印度人要在边境问题上挑衅中国人。我认为不能拿自己民族的思维模式去分析印度人，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印度人解决问题的思维是挺有创意的。比如进入南亚次大陆的雅利安人面对数量庞大的达罗毗荼原住民创造性地搞出了婆罗门教和种族制度。即保证了外来殖民者和本地土著实质上的生殖隔离，也保证了本地土著乖乖地接受殖民统治，反正上层婆罗门无论给贱民们施加怎么样的苦难，贱民们也不会反抗，反而觉得这是为来世能转化成婆罗门做准备。再加上南亚次大陆气候湿热，物产丰富，贱民们吃着咖喱拌饭睡大街也能过完一辈子。（高种姓雅利安人一看长相就与本地人不同）至于恒河污染这种事情，用得着解决吗？按照印度教的思维，恒河水的法力是无边的，在恒河水里洗澡，喝一口恒河水，会得到神的救赎。中国网友还是小看了印度的水污染，我要上一张我朋友拍的图，大家还在吃饭的话不要看。对，那一坨白花花的东西不是棉花，是飘在恒河水域上的东西。新冠疫情爆发一年来，我时常盯着这张照片，再看着印度人高喊着No problem 时自信爆棚的表情，差点相信能把这一坨东西喝下去的印度人一定免疫力异于常人，新冠病毒对于他们也是No problem。直到这次印度人毫无压力地正常在恒河里过大壶节，有1.5亿人参加。大家想像一下有两个意大利那么多的人口同时在同一条河里洗澡是一个什么情景。然后各路新冠病毒来了一次变种传播交流大会。看，这就是印度人神奇的创造性，以最低的成本管理着最大规模的人口。当中华帝国和罗马帝国在绞尽脑汁完善官僚制度、平衡贵族和平民的利益的时候，在苦恼天灾的破坏力的时候，印度人用一套宗教制度就搞定了所有问题，并且在接下来上千年的时间里都不用更改，你说厉害不厉害？有机会去印度的朋友会发现，即使是走在你身旁的印度人是深色皮肤或者是黑色皮肤，广告牌上的模特一定是白皮肤的雅利安人，不知道一直主张“黑命贵”的美国黑人来了印度会作何想法？可见种姓制度深入人心，未来发生变动的可能性极小。在外人看来，印度第三次疫情来势汹汹，疫苗短缺，医用氧气不够用，几乎把公共医疗体系击穿。但印度人的承受能力可比一般人想像要强得多：高种姓人群有自己的高档社区，医疗、生活日用品充足，社区一封闭，被病毒传染的可能性大大降低。更有钱的高种姓阔佬早早地去了迪拜甚至瑞士避难。至于肮脏的街头和贫民窟到底是个什么情况，连马大哈的印度政府都讲不清楚，基层的疫情真像是个信息黑洞。低种族群体到底遭受了什么样的摧残，如果连本国政府都不关心，那外人更不可能真正关心。（印度贫民窟）我在米兰从事设计工作的中学同学阿莱西娅曾跟我说起过她在一次趴体上目睹一位七十多岁的时尚界大佬一手搂着二十岁的乌克兰模特情妇，一手端着香槟向好友吹嘘着通过印度黑市换到的一颗年轻人的心脏：“我就跟换了心脏的钢铁侠史塔克一样，比以前更猛了！”阿莱西娅回忆起他在开这一番玩笑的表情时跟日常吃了一盘羊肝一样。我跟一位在中国工作的意大利裔教练交流时，他跟我讲了一个“冠军球队理论”：一个国家的历史记忆非常重要，就好比一支拥有冠军历史的球队，即使战绩有起伏，甚至降级，也有一股力量控制它不向下继续堕落。这股力量来自哪里？是品尝过冠军荣耀而不甘心的球迷；是捧起过冠军奖杯，天天教育球队后辈要知耻的名宿；是球队荣誉室那一座金灿灿的冠军奖杯和飘扬的冠军旗帜。辉煌的历史记忆会带来不仅仅是难以想象的精神力量，还有羞耻感。很多中国朋友会反驳我说中国男足的成绩很糟糕，没有拿到什么冠军，只打进后一次世界杯，令他们非常不满意。但按照这位意大利裔教练的说法是中国男足的成绩跟中国辉煌的大历史不匹配，所以他们遭受了球迷严厉的道德责难，即他们的表现辜负了中国人的期望。（中国球迷）“有问题，一直在找办法解决”和“有问题?No problem!”是两码子事。如果是放在过去，印度人这种“有问题？No problem!”的态度可以让他们混过很多事情，但这次不一样。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解决好疫情问题不仅仅是对于每个生命最基本的尊重，也事关整个人类的安全。很多中国朋友对中国政府要出手帮助印度很抵触，这是出于之前中印边境冲突而遗留的隔阂心态。但大家静下心来想一想，如果你的邻居家里发现了一枚地雷，他不去拆引信，还拿地雷颠球玩，就问你慌不慌？生活更多地是给我们带来惊吓，而不是惊喜。